《鲁滨逊漂流记》实际上就是旨在培养人的自主能力。
[3]夏勇、高鸿钧、张志铭、贺卫方、刘广安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43]相反，同情的情绪只能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才能够出现： 我们的感官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带给我们超过我们自身以外的感受。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权概念的普遍接受源于广泛的移情(empathy)。[17] 在实践当中，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指出的，所谓理性人一般会被直接等同于同胞或同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是如此： 心怀怨恨的青年纳粹恶棍很清楚许多人既聪明又博学，但是这只是增加了他们殴打犹太人的快感。三、启蒙的另一个维度：道德情感论 理性主义人权观的问题，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时至今日，很多人都会相信人的权利和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但却很难接受它们放之四海而皆准。爱情使人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如果本文的谱系梳理和理论省思具有一点实际的意涵，那么或许可以落实到法学教育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其二，小说使得人们可以想象到遥远地方的陌生人的内心感受，将移情从身边的人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中。就公有制即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保护而言，应当侧重于防止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流失，即规定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时应当遵守民主的法定的程序，从而防止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被非法侵占。
民法典通过规定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表见代理制度、信赖保护原则等一系列原则、制度和规则，从而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二、民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 梁启超曾言：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在这些学者看来，《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对私有财产只是采用了不受侵犯的表述，因而，《宪法》并没有将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置于平等的地位。
这就有必要通过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完善的民事权利体系，从而具体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在民法典中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以为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解释民法规则提供依据。
任何国家的法律体制从来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宪法规范相比，民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仍然是宪法所确立的一国法律秩序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也应当符合宪法的精神。第三，民法要确认具体的交易规则，在贯彻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所有权制度与合同制度，前者是确立财产权归属的基本制度，后者是确认财产权流转秩序的基本制度。而该规则之构成，又取决于一个国家宪法制度所确立的基本决策。3. 进一步完善物权法中的征收补偿制度，防止公权力任意侵害私权利，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并不需要使用这一表述，因为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位阶，从合宪性的角度出发，任何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民事立法中并不需要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这一表述。例如，有学者认为，物权法是有关财产的基本法律，而且物权法需要以具体化的形式实现宪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其需要以宪法为制定的基本依据。在我国，宪法虽然尚不具有可司法性，法官不能直接援引宪法裁判民事案件，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仍然可以以宪法作为价值指导，选择适用民法裁判规则，并对民法规范进行合宪性解释，将宪法作为论证的依据。引领法律合乎宪法的解释，通常就规范意义的确认上，能使法律在宪法精神中获得充实，甚或纠正。
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有利于实现法律体系内部价值的融贯。再如，《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劳动的权利，就主要应当通过社会法予以保障。
在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合宪性解释方法有利于使民法规范与宪法保持一致。
基本权利是人民所享有的重要权利，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如何实现，涉及宪法中基本权利规则的运用问题，或者说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的问题。另外，按照排除功能，必须排除不符合宪法的解释结论，这实际上体现了合宪性解释的规范控制功能。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包括民事法律。宪法的实施也要求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是具体形成这些权利的内容。从法秩序统一的角度考虑，任何部门法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则和精神。所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强调所有制的多元化，鼓励和保护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
如果法律文本的内涵已经十分明确， 仍然对其进行所谓合宪性解释，则无异于在法律解释的幌子下进行违宪审查。如果法律条文的规定明确，不应适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这就是说，一方面，应当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同时，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也有利于使得民法和其他法律之间形成一种协同关系，对于民法权利的确立、内容、保护能够通过同样以宪法为依据的民法和其他法律共同承担，从而实现公法和私法对民事权利的综合保护机制。
因此，民法当然是依据宪法而制定的，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任何部门法都不能违反宪法，这是我国法秩序统一的要求，也是体系解释的具体化。
因此，受害人张某等人应当获得救济。因此，合宪性解释仍然是法律解释而不是宪法解释，只不过在具体解释法律的过程中，也可能要对宪法进行必要的解释。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之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此种观点认为，宪法中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于民事关系。
在反映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民法典应当体现其本土性特征。一般而言，只有那些体现了特定主体的私益、具有私法上可救济性的权利，才有必要具体化为民事权利。
在一些国家，法官可以直接援引宪法的精神解释民法规则，借助于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基本权利对民法的辐射作用等原理，直接以宪法规范来保护基本权利。合宪性解释是在作为解释对象的法律文本出现复数解释时才适用的解释方法。
合宪性解释的宗旨就是避免法律法规与宪法发生冲突。因此，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权限就来自于《宪法》，这也构成了民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的基础。
另一方面，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涉及多个法律部门，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法。民法所确立的交易规则本身就是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活动秩序的。此类基本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广泛（如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财产权就既包括物权，也包括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权利），难以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这就有必要通过民法典将这些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以具体落实宪法规定这些基本权利的立法目的。合宪性法律解释是一种顾及宪法的解释，寻求一种使宪法原则可能公正实现的解释。
例如，在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害公民依据宪法上享有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则必须通过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保护。第一，彰显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维护法律体系和谐统一。
部分宪法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讨论。此种观点认为，宪法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只能间接适用于民事关系， 其只能通过间接适用的方式适用于民事关系，如借助于民法上的转介条款（如公序良俗条款等）。
2016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其中在裁判依据部分，尽管依然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但也明确规定：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被看作是对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认可，这也为民法典编纂完成后的司法实务落实宪法精神指明了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精神、理念和具体规则是民法典规则设计的基础和上位法依据，宪法具有积极形成民法典规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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